《清朝文献通考·舆地考》记载，山海关、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张家口、独石口、杀虎口，“皆为中国之限”；清代名臣松筠在《绥服纪略》中也写道：“中国之防，止于边墙、柳条边、嘉峪关、打箭炉。边墙之外，任其游牧。”此外，《清仁宗实录》称张家口为边疆要隘，《清德宗实录》将热河、察哈尔划为边疆要地。
单看这些史料文字，倒不是说大清疆域仅限于此。这里的“中国”，在清朝前期的语境里，特指汉人聚居的农耕区，也就是清廷口中的“汉地十八省”，而非整个大清帝国的疆域。这些关卡、边墙、柳条边，本质是清朝搞族群隔离、实行分治管理设立的管控线，目的是区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治理区域，防止内地汉人进入游牧区开垦、避免游牧族群随意进入内地，维护自身统治秩序，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界。
事实上，清朝的实际疆域还是不小的。清廷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民族事务，在边疆地区设官建制、驻军防守、征收赋税、行使司法管辖权，这些都是主权管辖行为。即便谭其骧历史地图对清代疆域的绘制，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，也不能否认，清朝的统治范围，从来不是“汉地十八省”能局限的。
这段史料说明的问题在于，清朝语境中的“中国”，从来不等同于“大清”，这是理解这段历史的核心关键。“汉地十八省”这个说法，根本不是近代日本人发明的，而是清朝统治者自己提出的概念。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沿袭了辽代等古代王朝的二元治理模式，对汉人农耕区和边疆游牧、渔猎区，实行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：在汉地沿用行省制度，推行儒家文化与农耕治理体系；在边疆则保留族群习俗，通过盟旗、伯克、政教合一等方式间接管理，严格区分两大区域的治理边界。
这种治理模式，本身就暗含着清朝统治者“征服与被征服”的狭隘认知——在他们眼里，“中国”只是大清征服的汉人聚居区，是帝国统治的核心腹地，而满、蒙、疆、藏等边疆区域，是帝国的藩属、征服领地，和“汉地中国”区分开来。也正是这种统治者自带的族群割裂思维，为后来的“满蒙非中国论”埋下了祸根。
很多人以为，“满蒙非中国论”是近代日本为了侵华编造的谬论，殊不知，这一论调根本不是日本原创，日本只是捡起了清朝统治者自己的观点，加以放大利用罢了。清朝统治者本身就将“汉地”与满蒙边疆割裂看待，这种认知与日本的侵华野心不谋而合。
近代以来，日本为了肢解中国、实现侵略野心，刻意放大清朝的族群隔离思维，大肆宣扬“满蒙非中国”：他们声称，辛亥革命只是“汉人的独立运动”，只是汉人从清朝统治下脱离，建立的民国只拥有“汉地十八省”的主权，满、蒙、疆、藏等地区，依旧是清朝的领地；而清朝统治者早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傀儡，后续自然可以顺理成章成为日本的傀儡，任由日本侵占分裂。这套歪理邪说，本质是为日本侵占东北、分裂蒙古、蚕食中国边疆，制造舆论借口，是赤裸裸的侵略话术。
但中国人民不会认可，所谓的“中国”只有“汉地十八省”，说句粗话，中国是仅仅“汉地独立”，还是彻底取代大清，完全取决于打到哪里。
民国取代清朝，领土主权从来不是来源于清朝的“禅让”或遗产继承，而是革命的必然成果。晚清时期，清朝统治腐朽不堪，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，不得不放权给汉族官僚，让汉人组建地方武装、掌控地方实权。到了清末，新疆的杨增新、东北的张作霖等大批汉族势力，已经实际掌控了边疆诸多地区，汉地与边疆的族群壁垒、治理隔阂早已被打破，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认同、疆域认同早已形成。
近年来，有人以“满蒙非中国论”成为侵华理论依据为借口，说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，那些领土就会丢失。殊不知，这种论调本身既是清朝统治者族群偏见的遗留，更是日本侵华的罪恶舆论，满清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和日本看法本来就是一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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